蔡元培和高恩洪的交集

　　在校史上，1929年6月蔡元培建議將籌備中的國立山東大學改為國立青島大學，是蔡元培與海大園發(fā)生關聯(lián)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實際上，蔡元培與私立青島大學的創(chuàng)辦者高恩洪在北洋政府內就有過命運的交集，只是這些交集隱現(xiàn)在混亂的軍閥統(tǒng)治時代，不易發(fā)現(xiàn)，但追溯他們之間的淵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在這座校園九十年的風雨路程中，那些影響過時代和受時代影響的人和事之種種，使人更接近歷史存在的真實。

　　在清末民初的公共舞臺上，高恩洪多以政府官員身份出現(xiàn)，特別是在直系統(tǒng)治中國的北洋政府政治舞臺上，打著吳佩孚親信的烙印，他的命運因吳而沉浮。在漫長而灰色的政治生涯中，創(chuàng)辦私立青島大學使他的一生閃現(xiàn)出了思想的熠熠光輝。

　　高恩洪是山東蓬萊人，出生于1875年，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風雨飄搖的晚清進入上海新式學堂學習電氣測量技術，又赴英國留學，從津普大學畢業(yè)后，在英國皇家學院擔任漢語教師，后任清政府駐英使館翻譯。1905年歸國后先后在郵傳部、交通部、鐵路局、電報局工作，在1920年成為北洋政府交通部咨議。1922年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短期兼任教育總長，1924年4月來到青島督辦膠澳商埠，5月籌備私立青島大學，9月開學。關于高恩洪的資料不多，看這個簡短的介紹，一時不免疑惑：執(zhí)掌一所大學時已是知天命之年，高恩洪并沒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大學治理理念或者經驗———像蔡元培年及五十而長北大，是將蓄積了數(shù)十年對于政治、社會、教育思考的巨大能量噴涌而出開創(chuàng)出來一種新風氣。

　　高恩洪和蔡元培的交集也正在這看似風馬牛之中。作為吳佩孚的同鄉(xiāng)，高恩洪與另外一個蓬萊人孫丹林，一起成為當時“最有實力統(tǒng)一中國的人物”吳佩孚的親信，在直系主宰的北洋政府不知有曹錕更無視黎元洪的存在。直系在直皖、直奉戰(zhàn)爭中都獲勝后，為確立政權的法統(tǒng)，迎了黎元洪復職總統(tǒng)。高恩洪作為北京國務院的代表到天津迎接黎，在歷史學家郭廷以編撰的《中華民國史志》中特別注出：高為吳的私人?！八健钡绞裁闯潭?？黎元洪復職后，在閣員安排中對曹錕和吳佩孚亦有回報，吳的親信之一孫丹林就被任為公府秘書長兼內務次長，后成為內務總長。吳佩孚在直奉戰(zhàn)爭結束后到天津，高恩洪去迎接，吳佩孚許諾給高交通總長的位子。不料，黎元洪已將此位子安排給曹錕的親信高凌霨，吳當即向曹表示希望高凌霨讓出，高恩洪就此成為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在顏惠慶內閣中，因任命的教育總長黃炎培不就，高恩洪就兼任了教育總長。在教育部就職典禮演說中，高恩洪講了一句“我是吳帥所派”，令同仁大嘩，卻也說明了他對吳親信這個身份的自矜。一個多月后，在孫丹林勸說下高恩洪辭去教育總長兼職，由蔡元培推薦的北京醫(yī)專校長湯爾和接任。在接下來的內閣改組中，高恩洪仍就交通總長職。而蔡元培領銜簽名的“好人政府”主張參與者有三位與高恩洪一同入閣：王寵惠任內閣總理，羅文干任財政部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昂萌苏钡闹鲝埵潜本┑闹R精英在希望盡快結束軍閥混戰(zhàn)局面，實現(xiàn)政權統(tǒng)一的愿望驅動下，發(fā)出的積極參與政治的聲音。在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中，他們已看到吳佩孚穩(wěn)操勝算，希望吳能夠促進南北統(tǒng)一，組織一個“好人”參加的政府。并通過李大釗擔任吳佩孚秘書的同學，與吳有了深入接觸。在北大給蔡元培做秘書的汪崇屏在回憶錄中就講了自己曾是蔡吳聯(lián)絡人一事?！昂萌苏钡靡猿闪⑴c蔡吳的接觸不無關系。這屆政府幾乎是清一色的親吳派，特別是交通總長高恩洪還承擔著為吳籌措軍費的重要任務。

　　然而北洋政府的財政極度緊張，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是向列強借款，但借款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即使如此，一時也難以實現(xiàn)。軍餉不能按時發(fā)放常引起兵變，政府職員為索薪常圍攻政府，教育經費更是常常被挪用。蔣夢麟在《新潮·西潮》中寫道：北大以及其他七個國立大專學校的教員，一直不能按時領到薪水。他們常常兩三個月才能領到半個月的薪俸。他們一罷課，通常可以從教育部擠出半個月至一個月的薪水。從1921年初開始，北京地區(qū)因經費問題而引起的教育風潮迭起。交通部作出每月協(xié)款22萬元的閣議，但常常不能兌現(xiàn)。后來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議發(fā)起索薪運動，沖突比較嚴重的一次是1921年6月3日，在總統(tǒng)府武裝憲警對索薪教員實施了暴力，許多人受傷，組織者之一北大的馬敘倫教授頭部受傷較重，李大釗也受了傷。到1922年8月，交通部允諾的經費遲遲不到位，八校再次發(fā)起索薪運動。這一次，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走在了前面，與交通總長高恩洪發(fā)生沖突。蔡元培宣告辭職，高亦遞上辭呈。這是北大校長蔡元培與交通總長高恩洪的第一次直接的政治交集，以雙方的無奈和無力結束。

　　在內閣中，王寵惠、羅文干也和高恩洪一道承擔著為吳佩孚籌款的任務。因財政緊張而導致的軍費分配不均，因派系斗爭而導致的嚴重矛盾，爆發(fā)在和奧國簽署了一項借款合同后，羅文干將借款的六分之五交王寵惠簽署后，直接通過孫丹林、高恩洪給了吳佩孚，被曹錕系的人控告至法庭，是為“羅文干案”。吳系由此受到重創(chuàng)，“好人政府”倒臺。而身為教育總長的彭允彝在羅被判無罪后，為邀寵眾議院，動議羅案再議，羅文干再次被捕入獄。引發(fā)了蔡元培為抗議教育總長干預司法，辭職出京，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北大。高恩洪雖仍任交通總長，但因吳系在內閣的勢微，很難發(fā)揮強力作用了。羅案是蔡元培與高恩洪在政治層面發(fā)生交集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因吳佩孚而共進退。

　　1924年4月就任膠澳商埠督辦的高恩洪，實際上仍然承擔著為吳佩孚籌措軍費的任務，在青島作了一系列進步改革的同時，也因籌措軍費而有過傷害地方經濟的舉動。不過高恩洪在青島有一個無可爭議的成績：創(chuàng)辦私立青島大學。在熱心教育的青島富商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籌建委員會，開辦費由高恩洪和青島其他富商捐助，辦學經費則由膠澳商埠督辦行署每月?lián)芸钜蝗f元，膠濟鐵路局每月?lián)芸盍г鄭u士紳富商每月捐贈四千元作為學校日常支出。成立了除高之外全部以個人身份出任董事的11人校董會。（有資料記載，高恩洪一到青島就有熱心辦教育的富商劉子山來游說，最初開辦經費就由高、劉出資。也有資料顯示，青島商會會長隋石卿也有意辦教育，但不屑與賣煙土發(fā)家的劉子山為伍，接受了青島四海實業(yè)大股東趙振中的建議，游說高恩洪婉拒了劉子山和其聘請的私立青島學校校長孫廣欽的加入，由商會和四海實業(yè)贊助經費，聯(lián)合美國駐青領事館、美孚青島公司幫忙聯(lián)系師資、做教學計劃。高恩洪捐款一萬元，隋石卿以商會名義捐款二萬元，宋雨亭捐款一萬元，趙振中也捐款五千元作為籌備經費。無論是哪一說，都足以說明，私立青島大學的經費是獨立的。）1924年9月20日私立青島大學開學，高恩洪發(fā)表訓詞說，諸生為新來之學生，一切當以實事求是、日新又新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習，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風，為全國青年之模范，為將來國家有用之長才是則。這可以看作是私立青島大學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校董會根據(jù)《大學令》確定了私立青島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yǎng)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的辦學理念。訓話和辦學理念體現(xiàn)了高恩洪對大學精神的追求：承擔責任，追求學術。據(jù)于1924-1925年在私立青島大學求學、建國后曾任最高檢察院廳長職務的張沈川回憶，高恩洪之所以堅持將學校是私立性質，是為了使學生不卷入“政治漩渦”。學校旁邊的一座山頭，也因他號定安，而取名“定安山”。這個回憶也證明了高的辦學思想。

　　私立青大五年辦學中，高恩洪做校長的時間不足兩月，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給后來的大學發(fā)展留存下一個影響深遠的精神范式，一如蔡元培改造的北大。不過高恩洪的私立青島大學很難說沒有受到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響。

　　從其辦學理念來看，“教授高深學術”，不能不讓人想起1917年蔡元培為改革北大而發(fā)出的聲音：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

　　校董會聘請蔡元培、張伯苓、黃炎培為名譽理事，聘請梁啟超、蔡元培、張伯苓、黃炎培、顏惠慶、顧維鈞、羅家倫等二十四人為名譽董事———全是教育、思想、政治界的第一等人物———通過這個名單，可以明確地感受到高恩洪辦學的目標意在一流，他要借助自己的政治資源為這座大學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庇佑追求學問的精神永續(xù)。這也使人想起蔡元培也是借助自己巨大的政治、教育界資源迅速打開了北大改革的局面，奠定了北大近代思想文化教主的地位。

　　從經費來源和校董組成看，高恩洪所堅持的教育獨立，未嘗不是受到在做交通總長和教育總長時的經驗啟發(fā)。因政府財政困難導致的經費短缺，幾致教育瀕臨破產，在北京幾年所目睹的教育界情狀，和教育界直接沖突的場景一定在他心里有著深刻印象。在經費短缺困境中，北京教育界也在探尋教育獨立發(fā)展的途徑：教育隸屬于政府，使富于聲望的教育家和銀行家雖欲盡力輔助，卻不便越俎代庖，若能將教育事宜歸于董事會管理，則教育的發(fā)展就無障礙，這種觀點幾成共識。早在1922年3月，蔡元培就寫下了著名的《教育獨立議》，明確主張教育獨立，一要經費獨立，二要行政獨立，三要思想獨立，四要內容獨立，五要獨立于宗教。1923年6月，已經離開北大的蔡元培，在回應北大師生呼吁其回校的 《致北大教職員函》中，表達了“對于北大和其他國立各校的根本救濟，在于與北京政府劃斷直接關系，交由董事會經營”的意見。在《致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議函》中，更是明確提出“在此危險之時代，若不急籌高等教育獨立之良法，勢必同歸于盡”的呼吁，以維護高等教育的尊嚴。

　　要創(chuàng)辦大學的高恩洪，應該不會無視曾經激越的“教育獨立”呼聲———畢竟，他也接受了較好的現(xiàn)代西方教育。把在私立青島大學堅持董事會經營的理念，看作是高恩洪對蔡元培教育獨立思想的一個實踐，一個回應，應該是成立的。盡管，由于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吳佩孚的潰敗，高恩洪被原皖系的山東督辦鄭士琦逮捕至濟南，從此離開了青島。私立青島大學是高恩洪剛剛規(guī)劃卻來不及實現(xiàn)的一個大學教育理想，在軍閥混戰(zhàn)的時代大背景下，這多少有些蒼涼和悲愴。

　　1929年7月上旬，蔡元培來到青島，作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參加第二次籌委會。一個月前，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在青島設立國立青島大學，接收原省立山大和私立青大校產，以私立青大為校址。此時這位中央監(jiān)察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掌政教兩界話語權。而前校長高恩洪在政治風云變幻中退出政學界，（上海）專注于經商。或許，此時此地蔡元培會想起這位曾經炙熱一時的內閣大員——他們再次以“青島”“大學”為紐帶產生了交接。

文章來源：第1841期《中國海洋大學報》（2014年4月3日）